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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画天地

董其昌 何以影响三百年的中国书画史?

2019-03-13 13:44:13

       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已进入倒计时(3月10日闭幕),董其昌是中国书画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书画大家,而且是明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影响了有清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山水画史。本文从董其昌所处的时代、生活的地域环境与文化氛围、自身所具备的素质、交游范围等方面,尤其是董其昌的“朋友圈”,来阐述“董其昌之所以为董其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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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张琦、项圣谟 《尚友图》 上海博物馆藏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一下子又让董其昌进入了世人的视野。其次不独此展览,以前或以后的展览,或者再不办展览,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有关董其昌的书画藏品,各种媒介上的研究介绍,累积起来,也足够回味。董其昌其实从未离开过书画家的视野。就像曾经有人发痴地问过:为什么书法家每天都要说王羲之?换一个人不行吗?这真是自说自话——不说王羲之又能说谁呢?董其昌就是董其昌,一直受到很多关注。书画家要开宗立派,需要有执牛耳之领军人物、乡邦作者群和精品涌流,最重要的是学术理论支撑。对于董其昌来说,一切都具备了。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必须有系统的理论支撑。董其昌不仅是一位书画兼擅的大家,更是明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这是他之所以能够远超同时代其他诸多书画家并能够独树一帜的贡献原因所在。至于观者的毁也好,誉也罢,只是不同的关注角度。数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一般书画爱好者,都是热度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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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鲸、项圣谟 《董其昌小像》  上海博物馆藏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地域和个人自身的实力等因素,往往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时空只是外因,个人实力才是内因,两者缺一不可,尤以后者为决定因素。为什么同时代有那么多书画家,最终只有他董其昌在仕途和书画艺术等两方面可以兼收,生前享尽功名利禄,还能死后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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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昌《昼锦堂书画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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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昼锦堂书画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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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昼锦堂书画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董其昌的成功不妨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作用。这三个词经常用,但要知道,对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师不可以复制,关键在于把握好时机。


  天时,董其昌主要生活在十六世纪,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更是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没有能打破。万历年间的亮点就是张居正执政。张居正在位之时,权力和名望极其强盛,他甚至能压抑万历皇帝内心的懒惰和懈怠,逼着万历皇帝当了十年的“明君”,老老实实地配合他从事改革。张居正当首辅的十年,被后世称为“万历中兴”,他将亏空的明朝国库,扭亏为盈。万历的另一项重要风习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衣食住行上,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手工业突飞猛进,家具样式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具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私家园林在万历非常发达,成为园林的典范,尤其以吴门最为有名。休闲文化的兴盛,致使百姓的娱乐风尚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万历时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在这样一个近乎声色犬马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醉心书画,像董其昌这样的人必定容易得到膜拜。


  地利,董其昌生活在当时最富裕的江南地区,过去苏州吴门和松江华亭属于一个地区。松江是十五、十六世纪新兴的工商城市,从元代开始,这里便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杨维桢、黄公望、王蒙等文人画家,或做官,或讲学,或游历,都曾在此地居住过,有极其深厚的人文底蕴。松江现在属于上海,仍然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观看董其昌的展览,心里不时会默念——“阿拉董其昌,享尽功与名”。 


  人和,需要分两方面来看——自己和朋友,因为这两方面是相互作用的,你选朋友,朋友也选你,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就董其昌本人而言,儒学和禅宗等思想不仅对于其书画创作和理论有深刻的影响,对于他的交友也有很大程度的影响。董其昌生活的晚明时代,正当心学大盛,儒释道三教融合。他的人生符合儒家道路,与众多儒学派别的人物交往密切。董氏以儒学的“原道”精神再借鉴禅宗流派,建立了“南北宗论”,强调格物致知的精神,重视“悟”的认知方式,所谓“即艺成道,豁然有会”,由此确立特立独行的创造力。禅宗思想伴随在董其昌的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禅宗思想逐渐渗透到他的书画实践和为人处世当中。董其昌生平交友广泛,善于结好各方,懂得进退之道,官隐结合,优势互补。党争酷烈之时以持平之论而明正义,遵循“邦无道则隐”的出世观,远离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残酷争斗,明哲保身,天启六年(1626)选择了深自引远的处世之道,告病还乡。董其昌的政治智慧有自身的鲜明个性,能施展才能则做官,不能施展才能就走人,“陈力就列,不能则止”。盱衡董氏一生来看,能够功成身退、得以善终。


  董其昌虽出于望族,却生在寒门,最终通过自己的多种努力,成为当时书画圈的红人。


  俗话说,能站住三百年才算数,现在董其昌已经辞世383年。董其昌在当时即拥有创作和理论的话语权。在临摹和创作上有很多独到之处,把个人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至于其多次刻帖,传播经典,更是有功之人。有思想、有理论、有实践,对于一个书画家来说,成功的要素基本具备了。董其昌成为“华亭派”领袖,一代宗师,最终有了“文敏”的谥号。赵孟頫亦有此谥。过去文人谥号中有“文”字者,意味着在文化方面有一定贡献和威望。中国古代的文化中,有一种死亡崇拜现象。死者为大,而且人的肉体死去后,精神还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并能从后人的供奉中受益。所以古时候的高官们生前显赫,死后亦有哀荣。哀荣的一种重要形式,便是谥号。最为梦寐以求的美谥,莫过于“文正”,其次是带有“文”字的其它谥号。同时代、同地区的文徵明,只有私谥,至于祝枝山、唐伯虎就更不用说了。


  从外围因素来看,董其昌虽然在仕途上略有波折,但基本上算是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礼部尚书,位极人臣,亦是众望所归,不像很多“纯粹的书画家”,基本上都因为仕途不得意而就此绝缘。董其昌是极度勤奋的。书法需要天才,但天才也要勤奋,王羲之、张旭、米芾哪一个不是天才,不是极度勤奋者?董其昌即使在书画船中,也是笔耕不辍。八十多岁仍然坚持临池,还留下了绝笔《紫茄诗》,不可多得。


  当然,董其昌不是完人,比如他的应酬太多,门生代笔成为公开的秘密,作品中存在很多赝品和庸品。在书画鉴定方面注重一己之感,随意性成分大。再者,后来松江有火烧董宅的变故。关于这一点,目前存在争议。有的认为不真实,乃是人为构陷,乃董其昌的仇家所编。很多来自卿官野史的社会传闻,喜欢借风助力,推波助澜,诱人信以为真,更多的则是不加思辨,人云亦云,耳食之语。也有人认为像《明史》中未能提及,是因为有人刻意虚美掩饰。我没有深入考证。这是一篇大论文。本文所提及的关于董其昌的诸多方面,都可以成为抽丝剥茧的研究对象。董其昌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在此只想提出一点,从董其昌所交往的文人士大夫来看,都是层次比较高的,都有思想头脑,爱惜羽毛,极具个性之辈,如果董其昌真的是人品极其恶劣,还能甘心为伍?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在见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 


  人间曾有董其昌。

       (来源:澎湃新闻)